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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学辉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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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胡平:对历史须心怀虔敬  

2014-07-31 08:50:34|  分类: 中国传统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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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敢说,对犹太人,宗教是他们的历史。不过我确实敢说,对中国人,历史是我们的宗教。

中国人缺少宗教,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,可是,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,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。在别人那里,由宗教提供的东西,在我们这里,由历史提供。别人靠宗教,我们靠历史。

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,可是我们相信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三不朽,也就是说,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、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。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。

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,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。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,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。

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,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,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,可是我们相信历史,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,坏人将遗臭万年。

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,中国有着最悠久、最丰富、最连续、最完整的历史记录。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: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,不畏权势,秉笔直书;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,春秋笔法,意含褒贬。

 写历史而带褒贬,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(注),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。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在中国,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,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。所以,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。

文天祥从容就义,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秦桧设计害岳飞,一度犹豫不决,不是怕生前被清算,而是怕死后遭唾骂,在历史上遗臭万年。文革中,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,百口莫辩,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: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。”

在中国,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,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,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,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。越是在极端处境,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。“时穷节乃见,一一垂丹青。”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,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。其实,那只是因为他们要幺太幸运,要幺太肤浅太懵懂,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。

 陀斯妥耶夫斯基说:“假如上帝不存在,一切都是可能的。”尼采说:“上帝死了。”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,启人深思。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,则有隔靴搔痒之嫌。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。西方的问题是,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,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;然而在中国,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。我们的宗教是历史。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,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。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,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。

林则徐晚年感慨:“青史凭谁定是非?”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,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。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,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,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,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;换言之,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,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(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)。

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。极权统治者精心地、系统地篡改历史,用谎言淹没真实。毛泽东要求“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”,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。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,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----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----取代先前的历史。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,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。

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。它不能不改变做法,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,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,失去欺骗效力;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,再也无法自圆其说。在后极权时代,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,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,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。

 象前些年以“戏说”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现在的这部《英雄》,这种影剧歌颂专制,暗中配合“主旋律”;如果你要批评,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,何必当真。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,因为是假装酒醉,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;但你若和他理论,他又摆出一副醉态,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。

撇开真醉假醉不谈,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。昆德拉说:“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,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。”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,它企图以假充真,以恶充善;当这种手法失灵后,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。它力图让人们相信,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;别把历史看得那幺庄严,那幺神圣。

乍一看去,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,对善与恶一视同仁。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,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,彼此彼此;但实际上,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,确切地说,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,因此伪造历史(想想《一九八四》里的“真理部”),当伪造破产后,权势者恼羞成怒,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,嘲笑历史,捣毁历史。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。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“活在当下”,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,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,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。

 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,如果历史不再神圣,那幺还有什幺神圣?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,那将是怎样的人生?

 作为中国人,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。

 

        (注) 西方学者中,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。如阿克顿,就是那位以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这一名言着称的英国历史学家。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。他认为,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。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,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。他赞同爱德蒙.伯克的观点,“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”;他告诫历史学家“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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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自胡平2003年3月《评<英雄>的反历史虚构》一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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